[问]音乐市场化是否有助于提高民乐的社会地位？
[答]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需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我读过一本有关我国优伶史的书 （“优伶”就是表演艺术家的代名词，颇有贬义），才知道在历史上，特别是清朝，表演艺术家是社会最低层的，几乎相当于权贵和富人的奴隶，可以说是任人宰割，命运极其悲惨。稍有身份的人决不会以此为生计，而是把音乐演奏作为个人爱好，除了给好友演奏或特殊场合外，决不在公共场合下抛头露面。而唯一的“自由职业音乐家”是街头艺人（如近代的音乐大师阿炳），被看作与叫花子同类。而琵琶的境遇更惨，竟然常常与青楼妓院联系在一起。远在白居易的《琵琶行》里，近在某些电影电视里，都有反映。只有古琴音乐还算受人尊重，但从来就没有以演奏古琴为生的，而真正听到古琴音乐的人寥寥无几。
由于这个特殊原因，传统古典音乐， 如古琴音乐，从来就没有在大众中普及，只有一些神乎其神的传闻。而琵琶音乐也只停留在白居易诗中的描写和十面埋伏的传闻，听到现场演奏的人也很少。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最近几十年表演艺术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时期
（文革时期除外）。今天的表演艺术家不再是昨天的优伶了。演奏高雅音乐的艺术家也不再把靠艺术为生（为公众演出的商业活动）当作耻辱了。因而普通老百姓也有了欣赏高雅音乐的机会。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就平均而言，国内大众对高雅音乐的欣赏水平与西方（特别是欧洲）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西方的古典音乐最初是与教堂联系在一起的，如德国古典音乐最杰出的大师巴哈就是专门给每周的礼拜作了很多的曲子。而教堂是鼓励所有人去的。所以说欧洲古典音乐的普及少说也有五百年的历史了。而我们过去只有少数上流社会和文人有机会听到高雅音乐。
那话又说回来， 人为什么要欣赏高雅音乐呢？仅仅像有人说的那样，为了“附庸风雅”吗？没有体会到过高雅音乐的妙处的人，当然可以这么说。对这样的人，听一场音乐会（无论水平再高），也不如下饭馆大吃一顿或到赌场去混一混。而对于那些从高雅音乐中获得无限享受的人，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人，在西方国家非常多。一方面由于古典音乐普及的时间长，另一方面，由于起源于教堂音乐以及后来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艺术音乐，他们很容易随着优美的音乐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他们从音乐中体验天堂中的声音和人间最美好的情感。因而他们对音乐家非常尊重。
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消遣性的娱乐音乐是完全不同的。民乐也有古典音乐（即雅乐，主要是古琴音乐和部分其他乐器音乐）和娱乐性音乐（如流行音乐，合奏的和歌舞晚会等）俩种不同形式， 前者注重精神的升华，后者以娱乐为主。娱乐性音乐可以当作背景音乐来听，如在茶馆饭店，边听边聊天，或作其他事情。因而这种音乐比较大众化，听众相对较多。欣赏古典音乐要求专注，不可能做其他事情， 否则达不到应有的精神享受。 因而听古典音乐的是少数人， 即使在西方也是如此，相对于流行音乐而言，听古典音乐的是少数，而且听众多数是中年以上的人。然而就听众人数而言，在西方国家欣赏古典音乐的听众，特别在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中，其比例远远超过国内听众。这是历史造成的。
音乐市场化在我国还是很初级阶段，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调整，包括音乐的普及教育以及和大众的沟通等等。同时也需要一批有很高艺术鉴赏能力，同时又有商业头脑的人，去发现好的艺术，去推广到社会上，这样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艺术素养。我们生活在当今这个年代是非常幸运的。便利的通讯和发达的网络为音乐家提供了前所未有推广自己艺术的条件，音乐家甚至有机会直接与大量的听众和观众建立联系，而不必通过中介。听众也有机会寻找到他们各自喜爱的演奏家和作品，而不是向以前一样被动地接受中介或媒体呈现给他们的艺术。这样就使得音乐市场有了向平等和公平竞争发展的条件。这样的竞争无论对音乐家或是音乐艺术本身都是健康的， 都是有利于向前发展的。这样的竞争不再是音乐家之间的竞争，而是市场对音乐家的挑战。音乐家不再需要为外在的东西（如拉关系，走后门，攀权付贵等等）束缚，而完全置身于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的音乐表现力，因为音乐最终是要给人听的。在今天这样的条件下，好音乐是想藏都藏不住的，就是所谓的“是真金迟早都会发光”。所以，我认为音乐市场化是绝对有利于民乐的发展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 都是由内在和外在俩个因素决定的。对于民乐来讲，内在因素主要包括音乐人整体文化素质和修养水平的提高。如文化修养的提高，音乐理念的升华，个性独立以及和谐的社会关系，是提高音乐的社会地位的前提。外在因素是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和（设施）条件的改善，听众艺术鉴赏力的提高（至少不再出现音乐会场现场乱哄哄的现象，见相关报道）。 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音乐人的整体文化素质还是大众的音乐观念以及欣赏水平的提高都是需要时间的。音乐的市场化给了听众更多的选择余地，必然会出现一批热爱传统古典音乐或高雅音乐的听众。也就是说，音乐市场不断会对音乐有更高的要求。这同时也会促进音乐工作者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当听众的欣赏水平提高后，文化内涵不多的音乐将不受欢迎。举例来说，由于历史原因，古琴界的文化素养就平均而言比其他乐器高。今天喜欢古琴的人越来越多，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文化内涵深厚高雅艺术感兴趣。有什么样的听众就会造就什么样的音乐家。 所以我相信民乐的命运将会越来越好。
音乐是一种抽象的艺术， 是心灵的对话。演奏的人有所感，听的人就会有所动。在音乐市场化的条件下，听众就是“上帝”。听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今天也有了自由选择的条件。和如上所说， 音乐最终是要给人听的。好音乐是藏都藏不住的，就是所谓的“是真金迟早都会发光”。而最早发现“真金”的人就何以称作“伯乐”。在今天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音乐的伯乐，而不像从前非要等某些名人或专家出来说话才行。无论是同行也好还是音乐爱好者也好，作一回伯乐应该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而那匹“千里马”会因为这位伯乐更早地为世人了解。他们会成为朋友乃至知音。这就成就了一段人间佳话。
[问]音乐市场就那么大，如何对待音乐家之间的竞争？
[答]事实证明，健康的竞争是有利于事物发展的。音乐更是如此。音乐市场的自由竞争，把竞争的焦点引向更广阔的空间，而不是音乐家之间的争斗（即所谓蜗牛角里的争斗或内耗）。音乐家需要综合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自身的特长以及市场的需求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走出自己的路来。每个人的（内在和外在）条件不同，所选择的路也不同，
因而不再有同行之间的嫉妒和争斗，代之以同行之间的相互鼓励和学习。基于我的个性和喜好，我选择了古典音乐的道路。我的音乐会以独奏传统音乐为主，有时也与来自不同文化圈的传统根基很深的音乐大师合作。我也作现代音乐，主要是与小乐队和交响乐队合作。我就以我直接或间接认识的几位生活在海外的琵琶演奏家为例，尽我所知谈一谈这里的情况：吴蛮是最早成功地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琵琶演奏家，她通过与世界一流的四重奏和乐队以及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队的合作，把琵琶一路带到世界最著名的音乐殿堂里，
对琵琶在西方的推广贡献非常大。 她有时也开独奏音乐会，但是以演奏现代作品为主。去年我听过她在巴黎市大剧院的独奏音乐会，有幸欣赏到了她精彩演艺。在每曲开始，她轻松自如地向台下观众介绍作曲家及其作品，常常用幽默的语言引得观众开心大笑。气氛活泼可爱。音乐会后我们很高兴地见了面。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我看到的是一位性格开朗，美丽大方和魅力十足的成功女性。她走的路是自己多年发展出来的独特的，是没有人可以模仿的。即使是独奏音乐会，从演奏风格到曲目与我的独奏音乐会非常不同。而我的独奏音乐会是以传统音乐为主，观众每人一份节目单，上面有曲目介绍。像西方古典音乐一样，音乐会从头到尾没有人介绍，整个气氛比较严肃，
就像法国的一家报纸的音乐评论那样，观众在“教堂一样肃静的气氛里”听我的演奏。我想也不会有人去模仿我的风格。我们的这种不同风格是音乐会主办者和观众所期待的。因为在此之前我在同一家剧院里开过独奏音乐会。我想提的另一位演奏家是闵小芬，我虽然与她未见面，但是在荷兰的三次巡回演出中，每次都有人向我提到过她，并且大加赞赏。她走的路与吴蛮不同，她近年来主要是与不同的演奏家合作即兴音乐和爵士乐，
也非常成功。 还有我认识的住在温哥华的何秋霞， 她成功地与她的合作伙伴把琵琶与民谣吉他和其他乐器相结合组成小乐队，并且自己编曲作曲，边弹边唱，用她的辛勤的耕耘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来。还有其他琵琶演奏家，
但我不是十分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每一位成功地进入西方主流文化的音乐家都走出了他们独特的路。而每个人的艺术着重点都清楚地写在他们的简历里，印在听众的脑海里。无论是音乐会主办人还是音乐节，他们的节目都有一个通盘考虑。要什么样的音乐家他们自己很清楚地选择。因而音乐家之间根本不存在竞争。音乐家只需关心自己的音乐，提高自己的艺术，
走自己的路。只要自己的音乐能打动人，就会有市场。这就是音乐市场化的优点。是一种健康的发展状态。
谈到了健康的状态，那什么是不健康的状态呢? 那就是不择手段地把对方搞垮。从前常常听到的是打小报告和散布流言俩种。这俩种手段在今天音乐市场化的条件下大概也不灵了。无论如何在西方是根本行不通的，也从没听到有人那么做。如果有人那么做，只会败坏自己的名声。打小报告是在政治领导一切的文革年代产生的怪胎。而散布流言则历来都有。这一不健康手段也只有在大众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社会条件下才会有。我读了有关明代袁大将军的故事的时候掉眼泪了。就是一个小太监的话，从皇帝到民众都深信袁大将军是叛徒，在把袁大将军凌迟处死的时候，老百姓争食他的肉为快。何等令人痛心。如果民众有独立判断意识，何至于毫不怀疑那个太监所说是否属实，或是敌人设的圈套? 试问一位让敌人闻风伤胆的将军，怎么会无故突然变为叛将呢? 人们为什么那样轻信? 这让我很不理解。文革中有那么多好人被心怀叵测的人通过散布流言整垮乃至整死。最近又有人散布谣言，说香蕉里有SARS病毒，导致多少蕉农破产。为什么我们的老百姓如此相信流言蜚语，这的确让人费解。
我在西方生活这段时间，与当地各个阶层的人有不少交往， 了解到为什么流言蜚语在西方社会不起作用。首先这里有法律保护。人们不相信无据可查的谣言。因此，如果某种说法产生了社会影响，那一定能查出来最初发布消息的机构或个人。比如上面所说的香蕉事件，如果发生在西方， 首先倒霉的不是蕉农，而是最初散布流言的人。其次老百姓不会轻易相信这样的谣言。如果自己不确定谣言的真假，他们会打电话向有关部门或机构询问。而不是别人说什么， 大家就一股脑地相信，都不买香蕉，让它烂在地里。说起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的笑话，但就在今天发生了！ 这就是说，坏人通过无中生有地散布流言常常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里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太多。大家都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留言，相信流言，就没有人在最初听到谣言后就打个电话问一问有关部门或当事人，然后站出来辟谣，而要等事态恶化到如此地步，才等着电台采访辟谣！散布谣言的人一定是出于很卑鄙的动机，我想多数是出于嫉妒。嫉贤妒能或嫉妒他人的成功等等，仅仅是为了看着别人倒霉而幸灾乐祸，做一些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缺德事情。
西方社会的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因此这里的人普遍个性很强，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举个例子来讲，有一次与朋友（一位音乐节负责人）一起参加一个晚会，认识了另外一位也是搞音乐的,且称他A。这位与我的朋友谈起另外一位音乐家B，颇带贬义。我的朋友马上把话题岔开了。后来出于好奇我问他，“B是你的朋友吗?" 他说不是.接着他解释说: "其实我不认识B,与A也不很熟。我只是不喜欢背后谈论别人坏话的人。要知道他今天与你讲他人的不是，明天对着别人就有可能说你的坏话。刚见面就谈论别人，这种人一般都不可信”。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如果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有这种想法，那么靠恶意诽谤和无中生有的散布谣言来搞垮对手这一套岂不就行不通了吗！我在这里与很多音乐人接触过， 我从没有听到过他们之间的谈论中有对同行或其他人的恶意诽谤之词。如果见面就谈别人，那他肯定会很孤立的。在这里的社交活动中常常听到把人分为三等：头等人谈主意(ideas)、二等人谈事件（events）、三等人谈论人（people,即谈论张三长李四短）。也就是说这里人非常瞧不起拨弄是非的人。音乐家之间常常有互相表示欣赏对方的溢美之词。音乐批评是音乐评论家、记者和听众的事情。西方社会对音乐家非常尊重。是啊，假如音乐家不能做到互相尊重，如何让社会做到尊重音乐家。当音乐市场化以后，音乐作为艺术，不再有对的或错的以及正宗的或非正宗之说。只有音乐是否能够打动听众的心灵，也即听众喜欢或不喜欢之说。在这里听众就是“上帝”。听众只会支持他们喜欢的音乐。比如说加拿大已故的钢琴演奏家戈兰古尔德（Glen Gould）在纽约的第一场演奏会弹巴哈的作品,曾被一位专家在报刊上说的一无是处，从演奏姿势（他的琴凳比一般人用的低很多，以至于琴键与脸的距离很近），到技巧和作品处理，从头到尾被贬得几乎一文不值。可是听众听得很开心，他们被戈兰古尔德的演绎震撼了，每个音符像个小精灵在跳动，清澈透明。他演奏的巴哈与众不同，带给听众一个非常新鲜的美妙世界。后来的事实证明，戈兰古尔德是公认的在西方古典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大师之一。他演奏的巴哈尤其著名。
[问]成功就是成名吗？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音乐家？
[答]
成名是一个表面现象。在“名”的背后一定要有实质性的东西才管用。作为音乐家，名声高容易引起音乐会组织者的注意。要知道西方音乐家非常多，一个音乐会主办者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联系材料，包括他们的音乐唱片。这些主办者根本没有时间一一地去听所有音乐家的材料。但是如果曾听到过某位音乐家的“名”，或有同事向他推荐过某位音乐家，那他就会着意看一下这位音乐家的材料，听一听他的录音，来决定下一个季度的音乐会要不要邀请这位音乐家。这就是“名”的好处。但这并不等于说，只要你有名了，人家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来邀请你。因为主办者在没有听到录音材料之前，一般是不会做出决定的。因此虚名是没用的，一定要有雄厚的实力再加上“名”才有用。
“成名”来自俩个方面：其一是靠经理公司通过广告的形式打造出来的。一个成功的经理人的首要条件是有非常好的耳朵，能识别出音乐的水平的细微差别。其次对音乐市场相当了解，知道什么样的音乐可以推出来，因为音乐广告是要大量的投资。当然推出一位成功的音乐家其回报也是可观的。但如果不成功， 那投资就打水漂了。因此，音乐市场化对于真正出色的音乐家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其二是时间效应。这对于没有经理人的音乐家尤其如此。只能靠时间一点一点地征服听众，赢得支持，在音乐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作为音乐家， 我们没法控制外在的“名”，这个“名”是别人给的（包括媒体和听众），我们能够做的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音乐水平而已。
就我观察和了解，在音乐界很成功的音乐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的内心非常谦卑（humble），但并不等于他们不自信。他们的谦卑是智者面对造物主（大自然）之神奇的自然反映， 没有丝毫的做作。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到任何嫉妒他人的影子，因为“嫉妒”最容易出现在找不到自我的价值而且对自己缺乏信心的人的心里。 自信的人是大度的，因而也会有很多朋友和帮助，必定有利于事业的发展。有嫉妒心的人是写在脸上的，伴随着的是一生的不如意。排除忌妒心，多一点爱心和同情心，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好的，有利于创造和谐良好的环境和健康的竞争气氛。
作为一个自由职业音乐工作者，我认为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从事演奏生涯，拥有一定的听众和支持者，并得到社会的尊重，我觉得就应该很满足了。至于成功，则不仅仅是音乐方面， 而是人生的各个层面，人生价值的体现，那是一辈子追求的目标。没有人敢说“我现在就是成功了”，除非他把成功二字做很狭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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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音网：刘芳访谈录] [刘芳在《世界音乐杂志》的采访问答（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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