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音樂市場化是否有助于提高民樂的社會地位？
[答]
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必需從歷史的角度去認識。我讀過一本有關我國優伶史的書 （“優伶”就是表演藝朮家的代名詞，頗有貶義），才知道在歷史上，特別是清朝，表演藝朮家是社會最低層的，几乎相當于權貴和富人的奴隸，可以說是任人宰割，命運極其悲慘。稍有身份的人決不會以此為生計，而是把音樂演奏作為個人愛好，除了給好友演奏或特殊場合外，決不在公共場合下拋頭露面。而唯一的“自由職業音樂家”是街頭藝人（如近代的音樂大師阿炳），被看作與叫花子同類。而琵琶的境遇更慘，竟然常常與青樓妓院聯系在一起。遠在白居易的《琵琶行》里，近在某些電影電視里，都有反映。只有古琴音樂還算受人尊重，但從來就沒有以演奏古琴為生的，而真正聽到古琴音樂的人寥寥無几。
由于這個特殊原因，傳統古典音樂， 如古琴音樂，從來就沒有在大眾中普及，只有一些神乎其神的傳聞。而琵琶音樂也只停留在白居易詩中的描寫和十面埋伏的傳聞，聽到現場演奏的人也很少。所以，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今天的社會是有了很大的進步。最近几十年表演藝朮的社會地位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好時期
（文革時期除外）。今天的表演藝朮家不再是昨天的優伶了。演奏高雅音樂的藝朮家也不再把靠藝朮為生（為公眾演出的商業活動）當作恥辱了。因而普通老百姓也有了欣賞高雅音樂的機會。然而，由于歷史原因，就平均而言，國內大眾對高雅音樂的欣賞水平與西方（特別是歐洲）還有相當一段距離。西方的古典音樂最初是與教堂聯系在一起的，如德國古典音樂最杰出的大師巴哈就是專門給每周的禮拜作了很多的曲子。而教堂是鼓勵所有人去的。所以說歐洲古典音樂的普及少說也有五百年的歷史了。而我們過去只有少數上流社會和文人有機會聽到高雅音樂。
那話又說回來， 人為什么要欣賞高雅音樂呢？僅僅像有人說的那樣，為了“附庸風雅”嗎？沒有體會到過高雅音樂的妙處的人，當然可以這么說。對這樣的人，聽一場音樂會（無論水平再高），也不如下飯館大吃一頓或到賭場去混一混。而對于那些從高雅音樂中獲得無限享受的人，音樂是生活的一部分。這樣的人，在西方國家非常多。一方面由于古典音樂普及的時間長，另一方面，由于起源于教堂音樂以及后來與民間音樂相結合的藝朮音樂，他們很容易隨著優美的音樂進入一種忘我的境界。這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他們從音樂中體驗天堂中的聲音和人間最美好的情感。因而他們對音樂家非常尊重。
對古典音樂的欣賞與消遣性的娛樂音樂是完全不同的。民樂也有古典音樂（即雅樂，主要是古琴音樂和部分其他樂器音樂）和娛樂性音樂（如流行音樂，合奏的和歌舞晚會等）倆種不同形式， 前者注重精神的升華，后者以娛樂為主。娛樂性音樂可以當作背景音樂來聽，如在茶館飯店，邊聽邊聊天，或作其他事情。因而這種音樂比較大眾化，聽眾相對較多。欣賞古典音樂要求專注，不可能做其他事情， 否則達不到應有的精神享受。 因而聽古典音樂的是少數人， 即使在西方也是如此，相對于流行音樂而言，聽古典音樂的是少數，而且聽眾多數是中年以上的人。然而就聽眾人數而言，在西方國家欣賞古典音樂的聽眾，特別在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中，其比例遠遠超過國內聽眾。這是歷史造成的。
音樂市場化在我國還是很初級階段，需要相當一段時間調整，包括音樂的普及教育以及和大眾的溝通等等。同時也需要一批有很高藝朮鑒賞能力，同時又有商業頭腦的人，去發現好的藝朮，去推廣到社會上，這樣有利于提高社會的整體藝朮素養。我們生活在當今這個年代是非常幸運的。便利的通訊和發達的網絡為音樂家提供了前所未有推廣自己藝朮的條件，音樂家甚至有機會直接與大量的聽眾和觀眾建立聯系，而不必通過中介。聽眾也有機會尋找到他們各自喜愛的演奏家和作品，而不是向以前一樣被動地接受中介或媒體呈現給他們的藝朮。這樣就使得音樂市場有了向平等和公平競爭發展的條件。這樣的競爭無論對音樂家或是音樂藝朮本身都是健康的， 都是有利于向前發展的。這樣的競爭不再是音樂家之間的競爭，而是市場對音樂家的挑戰。音樂家不再需要為外在的東西（如拉關系，走后門，攀權付貴等等）束縛，而完全置身于發展自己，提高自己的音樂表現力，因為音樂最終是要給人聽的。在今天這樣的條件下，好音樂是想藏都藏不住的，就是所謂的“是真金遲早都會發光”。所以，我認為音樂市場化是絕對有利于民樂的發展的。
任何事物的發展， 都是由內在和外在倆個因素決定的。對於民樂來講，內在因素主要包括音樂人整體文化素質和修養水平的提高。如文化修養的提高，音樂理念的升華，個性獨立以及和諧的社會關系，是提高音樂的社會地位的前提。外在因素是整個社會（文化）環境和（設施）條件的改善，聽眾藝術鑒賞力的提高（至少不再出現音樂會場現場亂哄哄的現象，見相關報道）。 但從歷史的角度看，無論音樂人的整體文化素質還是大眾的音樂觀念以及欣賞水平的提高都是需要時間的。音樂的市場化給了聽眾更多的選擇余地，必然會出現一批熱愛傳統古典音樂或高雅音樂的聽眾。也就是說，音樂市場不斷會對音樂有更高的要求。這同時也會促進音樂工作者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當聽眾的欣賞水平提高後，文化內涵不多的音樂將不受歡迎。舉例來說，由於歷史原因，古琴界的文化素養就平均而言比其他樂器高。今天喜歡古琴的人越來越多，就說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文化內涵深厚高雅藝術感興趣。有什麼樣的聽眾就會造就什麼樣的音樂家。 所以我相信民樂的命運將會越來越好。
音樂是一種抽象的藝朮， 是心靈的對話。演奏的人有所感，聽的人就會有所動。在音樂市場化的條件下，聽眾就是上帝。聽眾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今天也有了自由選擇的條件。和如上所說， 音樂最終是要給人聽的。好音樂是藏都藏不住的，就是所謂的“是真金遲早都會發光”。而最早發現“真金”的人就何以稱作“伯樂”。在今天的條件下，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音樂的伯樂，而不像從前非要等某些名人或專家出來說話才行。無論是同行也好還是音樂愛好者也好，作一回伯樂應該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而那匹“千里馬”會因為這位伯樂更早地為世人了解。他們會成為朋友乃至知音。這就成就了一段人間佳話。
[問]音樂市場就那么大，如何對待音樂家之間的競爭？
[答]事實証明，健康的競爭是有利于事物發展的。音樂更是如此。音樂市場的自由競爭，把競爭的焦點引向更廣闊的空間，而不是音樂家之間的爭斗（即所謂蝸牛角里的爭斗或內耗）。音樂家需要綜合考慮自己的興趣愛好、自身的特長以及市場的需求來調整自己的發展方向，走出自己的路來。每個人的（內在和外在）條件不同，所選擇的路也不同。
因而不再有同行之間的嫉妒和爭斗，代之以同行之間的相互鼓勵和學習。基於我的個性和喜好，我選擇了古典音樂的道路。我的音樂會以獨奏傳統音樂為主，有時也與來自不同文化圈的傳統根基很深的音樂大師合作。我也作現代音樂，主要是與小樂隊和交響樂隊合作。我就以我直接或間接認識的幾位生活在海外的琵琶演奏家為例，盡我所知談一談這裡的情況：吳蠻是最早成功地進入西方主流社會的琵琶演奏家，她通過與世界一流的四重奏和樂隊以及馬友友的絲綢之路樂隊的合作，把琵琶一路帶到世界最著名的音樂殿堂裡，
對琵琶在西方的推廣貢獻非常大。 她有時也開獨奏音樂會，但是以演奏現代作品為主。去年我聽過她在巴黎市大劇院的獨奏音樂會，有幸欣賞到了她精彩演藝。在每曲開始，她輕松自如地向台下觀眾介紹作曲家及其作品，常常用幽默的語言引得觀眾開心大笑。氣氛活潑可愛。音樂會后我們很高興地見了面。無論是台上還是台下，我看到的是一位性格開朗，美麗大方和魅力十足的成功女性。她走的路是自己多年發展出來的獨特的，是沒有人可以模仿的。即使是獨奏音樂會，從演奏風格到曲目與我的獨奏音樂會非常不同。而我的獨奏音樂會是以傳統音樂為主，觀眾每人一份節目單，上面有曲目介紹。像西方古典音樂一樣，音樂會從頭到尾沒有人介紹，整個氣氛比較嚴肅，
就像法國的一家報紙的音樂評論那樣，觀眾在“教堂一樣肅靜的氣氛”里聽我的演奏。我想也不會有人去模仿我的風格。我們的這種不同風格是音樂會主辦者和觀眾所期待的。因為在此之前我在同一家劇院里開過獨奏音樂會。
我想提的另一位演奏家是閔小芬，我雖然與她未見面，但是在荷蘭的三次巡回演出中，每次都有人向我提到過她，并且大加贊賞。她走的路與吳蠻不同，她近年來主要是與不同的演奏家合作即興音樂和爵士樂，
也非常成功。 還有我認識的住在溫哥華的何秋霞， 她成功地與她的合作伙伴把琵琶與民謠吉他和其他樂器相結合組成小樂隊，并且自己編曲作曲，邊彈邊唱，用她的辛勤的耕耘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來。
還有其他琵琶演奏家， 但我不是十分了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每一位成功地進入西方主流文化的音樂家都走出了他們獨特的路。而每個人的藝朮著重點都清楚地寫在他們的簡歷里，印在聽眾的腦海里。無論是音樂會主辦人還是音樂節，他們的節目都有一個通盤考慮。要什么樣的音樂家他們自己很清楚地選擇。因而音樂家之間根本不存在競爭。音樂家只需關心自己的音樂，提高自己的藝朮，
走自己的路。只要自己的音樂能打動人，就會有市場。這就是音樂市場化的優點。是一種健康的發展狀態。
談到了健康的狀態，那什么是不健康的狀態呢? 那就是不擇手段地把對方搞垮。從前常常聽到的是打小報告和散布流言倆種。這倆種手段在今天音樂市場化的條件下大概也不靈了。無論如何在西方是根本行不通的，也從沒聽到有人那么做。如果有人那么做，只會敗壞自己的名聲。打小報告是在政治領導一切的文革年代產生的怪胎。而散布流言則歷來都有。這一不健康手段也只有在大眾缺乏獨立判斷能力的社會條件下才會有。我讀了有關明代袁大將軍的故事的時候掉眼淚了。就是一個小太監的話，從皇帝到民眾都深信袁大將軍是叛徒，在把袁大將軍凌遲處死的時候，老百姓爭食他的肉為快。何等令人痛心。如果民眾有獨立判斷意識，何至于毫不懷疑那個太監所說是否屬實，或是敵人設的圈套? 試問一位讓敵人聞風傷膽的將軍，怎么會無故突然變為叛將呢? 人們為什么那樣輕信? 這讓我很不理解。文革中有那么多好人被心懷叵測的人通過散布流言整垮乃至整死。最近又有人散布謠言，說香蕉里有SARS病毒，導致多少蕉農破產。為什么我們的老百姓如此相信流言蜚語，這的確讓人費解。
我在西方生活這段時間，與當地各個階層的人有不少交往， 了解到為什么流言蜚語在西方社會不起作用。首先這里有法律保護。人們不相信無據可查的謠言。因此，如果某種說法產生了社會影響，那一定能查出來最初發布消息的機構或個人。比如上面所說的香蕉事件，如果發生在西方， 首先倒霉的不是蕉農，而是最初散布流言的人。其次老百姓不會輕易相信這樣的謠言。如果自己不確定謠言的真假，他們會打電話向有關部門或機構詢問。而不是別人說什么， 大家就一股腦地相信，都不買香蕉，讓它爛在地里。說起來這簡直是天方夜譚的笑話，但就在今天發生了！ 這就是說，壞人通過無中生有地散布流言常常能達到他們的目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的社會里缺乏獨立判斷能力的人太多。大家都一傳十，十傳百地擴散留言，相信流言，就沒有人在最初聽到謠言后就打個電話問一問有關部門或當事人，然后站出來辟謠，而要等事態惡化到如此地步，才等著電台采訪辟謠！散布謠言的人一定是出于很卑鄙的動機，我想多數是出于嫉妒。嫉賢妒能或嫉妒他人的成功等等，僅僅是為了看著別人倒霉而幸災樂禍，做一些損人利己（甚至損人不利己）的缺德事情。
西方社會的教育普及程度較高。因此這里的人普遍個性很強，很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舉個例子來講，有一次與朋友（一個音樂節負責人）一起參加一個晚會，認識了另外一位也是搞音樂的,且稱他A。這位與我的朋友談起另外一位音樂家B，頗帶貶義。我的朋友馬上把話題岔開了。后來出于好奇我問他，“B是你的朋友嗎?"
他說不是.接著他解釋說: "其實我不認識B,與A也不很熟。我只是不喜歡背后談論別人壞話的人。要知道他今天與你講他人的不是，明天對著別人就有可能說你的壞話。剛見面就談論別人，這種人一般都不可信”。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如果一個社會里絕大多數人有這種想法，那么靠惡意誹謗和無中生有的散布謠言來搞垮對手這一套豈不就行不通了嗎！我在這里與很多音樂人接觸過，
我從沒有聽到過他們之間的談論中有對同行或其他人的惡意誹謗之詞。如果見面就談別人，那他肯定會很孤立的。在這裡的社交活動中常常聽到把人分為三等：頭等人談主意(ideas)、二等人談事件（events）、三等人談論人（people,即談論張三長李四短）。也就是說這裡人非常瞧不起撥弄是非的人。
音樂家之間常常有互相表示欣賞對方的溢美之詞。音樂批評是音樂評論家、記者和聽眾的事情。西方社會對音樂家非常尊重。是啊，假如音樂家不能做到互相尊重，如何讓社會做到尊重音樂家。當音樂市場化以后，音樂作為藝朮，不再有對的或錯的以及正宗的或非正宗之說。只有音樂是否能夠打動聽眾的心靈，也即聽眾喜歡或不喜歡之說。在這里聽眾就是“上帝”。聽眾只會支持他們喜歡的音樂。比如說加拿大已故的鋼琴演奏家戈蘭古爾德（Glen
Gould）在紐約的第一場演奏會彈巴哈的作品,曾被一位專家在報刊上說的一無是處，從演奏姿勢（他的琴凳比一般人用的低很多，以至於琴鍵與臉的距離很近），到技巧和作品處理，從頭到尾被貶得幾乎一文不值。可是聽眾聽得很開心，他們被戈蘭古爾德的演繹震撼了，每個音符像個小精靈在跳動，清澈透明。他演奏的巴哈與眾不同，帶給聽眾一個非常新鮮的美妙世界。後來的事實証明，戈蘭古爾德是公認的在西方古典音樂史上最偉大的鋼琴大師之一。他演奏的巴哈尤其著名。
[問]成功就是成名嗎？
怎樣才能成為一名成功的音樂家？
[答]
成名是一個表面現象。在“名”的背后一定要有實質性的東西才管用。作為音樂家，名聲高容易引起音樂會組織者的注意。要知道西方音樂家非常多，一個音樂會主辦者每天都會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家聯系材料，包括他們的音樂唱片。這些主辦者根本沒有時間一一地去聽所有音樂家的材料。但是如果曾聽到過某位音樂家的“名”，或有同事向他推荐過某位音樂家，那他就會著意看一下這位音樂家的材料，聽一聽他的錄音，來決定下一個季度的音樂會要不要邀請這位音樂家。這就是“名”的好處。但這并不等于說，只要你有名了，人家就會不管三七二十一來邀請你。因為主辦者在沒有聽到錄音材料之前，一般是不會做出決定的。因此虛名是沒用的，一定要有雄厚的實力再加上“名”才有用。
“成名”來自倆個方面：其一是靠經理公司通過廣告的形式打造出來的。一個成功的經理人的首要條件是有非常好的耳朵，能識別出音樂的水平的細微差別。其次對音樂市場相當了解，知道什么樣的音樂可以推出來，因為音樂廣告是要大量的投資。當然推出一位成功的音樂家其回報也是可觀的。但如果不成功， 那投資就打水漂了。因此，音樂市場化對于真正出色的音樂家來講是非常有利的。其二是時間效應。這對于沒有經理人的音樂家尤其如此。只能靠時間一點一點地征服聽眾，贏得支持，在音樂市場上爭得一席之地。作為音樂家， 我們沒法控制外在的“名”，這個“名”是別人給的（包括媒體和聽眾），我們能夠做的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音樂水平而已。
就我觀察和了解，在音樂界很成功的音樂家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質：他們的內心非常謙卑（humble），但并不等于他們不自信。他們的謙卑是智者面對造物主（大自然）之神奇的自然反映， 沒有絲毫的做作。在他們的身上找不到任何嫉妒他人的影子，因為“嫉妒”最容易出現在找不到自我的價值而且對自己缺乏信心的人的心裡。 自信的人是大度的， 因而也會有很多朋友和幫助， 必定有利於事業的發展。有嫉妒心的人是寫在臉上的， 伴隨著的必然是一生的不如意。 排除忌妒心，多一點愛心和同情心，無論對社會還是個人都是好的，有利於創造和諧良好的環境和健康的競爭氣氛。
作為一個自由職業音樂工作者，我認為能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從事演奏生涯，擁有一定的聽眾和支持者，并得到社會的尊重，我覺得就應該很滿足了。至于成功，則不僅僅是音樂方面， 而是人生的各個層面，人生價值的體現，那是一輩子追求的目標。沒有人敢說“我現在就是成功了”，除非他把成功二字做很狹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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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音網：劉芳訪談錄] [劉芳在《世界音樂雜志》的采訪問答（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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